第三百零八章 循序渐进的转变（2/2）

提出将原属四川的东川、乌蒙、镇雄三土府，因距省会成都遥远而鞭长莫及，改隶距与滇仅一岭之隔的云南，俾得相机改土归流，永靖边氛，同时，建议“黔粤向以牂牁江为界，而粤之西隆州，与黔之普安州，逾江互相斗人。”

“苗寨寥阔，文武动辄推诿，应以江北归黔，江南归粤，增州设营，形格势禁”。

雍正时期贵州在调整疆界，归并事权方面，早在雍正二年(1724年)十一月，总督高其倬在条奏苗疆事宜中，就提出黎平府与楚省五开卫同城，民苗杂处，分隶两省，请改五开卫为县，隶黎平，铜鼓卫亦归并。

五开、古州、八万等苗疆均属黔省，事权归一。

鉴于古州、八万地大苗众，为所谓“生苗”地区，其地在都匀以东，黎平以西，以五开、铜鼓二卫归黔，“则一切措办，呼应即灵若拨黎平归楚，凡有调度必失事机”。

于是，清廷于次年批准将五开、铜鼓二卫，调整归黔省隶属黎平府。

至雍正五年(1727年)闰三月，又改铜鼓卫为锦屏县、五开卫为开泰县，俱隶黎平府。

又调整湖广之平溪卫为玉屏县，清浪卫为清溪县，俱领于思州府。

并以原隶湖广靖州之天柱县隶属黔省黎平府。

这些疆界的调整既为了使事权归并，便于治理也为后来开辟“苗疆”，建立流官统治做好准备。同年六月，根据贵州安笼镇总兵蔡成贵奏:“广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义等，与贵州普安州捧鲊地方苗目阿久等历年互争歪染、乌舍、坝犁、鲁磉等寨一案，因土目自相仇杀，俱系外结”，要求朝廷下令黔粤两省抚臣委派大员审断。

于是，云贵总督鄂尔泰奉旨会同工部侍郎李绂、广西巡抚韩良辅议划贵州、广西疆界，提出: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滛虐，其地延袤千里，北境与南笼、普安相错，多争界仇杀事，岑映宸为逋逃薮，为患最深，请用兵擒治，将其地改土归流。

其时，泗城之者相、普安之者坎，皆有土目互争土地，岑映宸亦持强率众至者相，将攻者坎。

闻鄂尔泰将用兵其地，改土归流，乃乞改流存祀，被褫除世袭土官之职，安置浙江。

秋八月，从鄂尔泰等奏请，割广西泗城西隆之红水河以北地，设永丰州。

其地包括原西隆州之罗烦、册亨等四甲有半，原泗城之长坝、罗斛等共十六甲，“南北约三百里，东西经六七百里”，州治设在长坝。

升南笼厅为府，领永丰州。

又将原安顺府所隶的普安州及安南、普安二县，俱隶属安笼府管辖。

对普安州的捧鲊，为三江咽喉，“苗倮”要隘，设一营驻守。

另在路险岩危的白云屯、法岩、歪染等地，俱设汛防等，将黄草坝的左营游击、千总、把总各一人，兵三百人，俱移驻捧鲊。

这样，加强兵弁扼守，“不惟黔苗可控制，亦粤侬不敢起衅”。

至雍正六年(1728年)为正军田疆界一事，鄂尔泰在《正疆界定流土疏》中再次提及。

“查汉夷地方，多有互相掺杂，隔涉穹远者。”

“论田亦不独军田，论隔属亦不独楚省，论黔省之内亦不独镇远、施秉、玉屏、清溪，大抵鞭长不及，互相推诿，难于稽查者，所在皆是。”

“臣自奉就近归并之谕旨，已概行委员分路查勘，不论隔省府隔州隔县，通令查勘明确，就近改并，以归画一，庶几钱粮易于征输，奸究无逃匿，于地方极有裨益。”

这时已是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，开拓“新疆”的时期，而继续勘察调整疆界，就近改并，事权划一，以利征输钱粮和维持地方治安，建立和巩固流官的直接统治，正是为完成改土归流的任务和目的。

贵州改土归流任务之三，则是“剿抚苗蛮”，开辟“苗疆”。

而这又正是贵州改土归流的重点。

鄂尔泰在奏疏中说:“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，苗患甚于土司。”

“而苗疆四周几三千余里，千有三百余寨。”

“古州距其中，群砦环其外，左有清江可北达楚，右有都江可南通粤，皆为顽苗蟠据，梗隔三省，遂成化外。”

“如欲开江路以通黔粤，非勒兵深入，遍加剿抚不可，此贵州宜治之边夷也。”

为了要打通“苗疆”，消除“梗隔”，剿抚苗蛮，以靖地方，在改流的步骤方法上，鄂尔泰主张“其改流之法，计擒为上，兵剿次之。”

“令其自首为上，勒献次之。惟治夷必先练兵，练兵必先选将，诚能赏罚严明，将士用命，先治内，后攘外，必能所向奏效，实云贵边防百世之利。”

上述可知:剿抚“苗蛮”，开辟“苗疆”，将所谓的化外之地，纳入中央王朝委派的流官统治或委任外来征苗有功的军官，去担任所用武力开辟的苗疆“土官”，直接管辖当地人民，清查田土，以增租赋，打通交通，以靖地方，这才是贵州在雍正时期大规模改土归流的主要任务和内容。

也即是说:贵州的改土归流主要并不是废革土司，被废革的仅是一部份不法土司，在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，并不彻底。

贵州改土归流的主要任务和目的，则是在血腥屠杀和讨伐镇压少数民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基础上，将封建王朝压迫和剥削的枷锁，直接套向所谓“化外”之民的广大群众颈项，用武力开辟“苗疆”，直接设官建制，纳入封建中央王朝统治的轨道。

雍正年间，清朝统治者对贵州境内“生苗”地区进行武力开辟，最先是于雍正二年(1724年)用兵于定番州和广顺州，即今惠水、长顺一带布依族和苗族地区，成为雍正时期在贵州境内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开端或序幕。

此后，雍正六年(1728年)张广泗率兵武力讨伐八寨苗开始，迄至雍正十一年(1733年)哈元生平定高坡、九股苗止，共历时五年多，经过大规模的军事讨伐，反复进剿，先后设置八寨、丹江、都江厅隶都匀府古州厅隶黎平府清江厅、台拱厅隶镇远府。

六厅的设置，标志着清王朝对黔东南“生苗”地区的武力开辟，至此基本结束。

此外，还对黔东北以腊尔山为中心的“红苗”地区的武力“开辟”，也达到了设官建制的目的，加强了对新附苗寨的军事控制和直接统治。

“苗疆辟地二三千里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”。

大量土地、人口纳入封建王朝版籍之内，登记编册，受流官的直接剥削和统治，最终达到了清王朝在贵州改土归流的主要目的。

并且其实清代在前期对贵州境内的土司，就已经进行废土设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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