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二十八章 制约（2/2）
于是贵州总督张广泗一面奏报朝廷，一面命令该管地方文武官员实行更深程度的干预，酌量派兵解散啸聚家奴。
他特别指示，改流前地方辑捕事务原系土目自理，但现在绝不容许他们插手:
现今法纪严明，断不便复令各夷目逞其故智。
由于事关滇、黔两省，所以云南方面亦积极协助办理此事，冲突很快平息，啸聚家奴纷纷投首，态度强硬的者厦则在昭通落网。
威宁州叛奴事件并不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，但它却蕴涵着相当丰富的信息。
主、奴之争是在彝制崩溃、流官政权建立的背景下发生的，它折射出改土归流后土目权势的衰减。
官员们无疑想借此机会进一步规定、限制、削弱土目的权力，例如书面保障家奴的权益、纵容他们适当程度的背主、禁止土目参预辑捕事务等，但官员们亦非常清楚，在一块新近纳入“版图”的地方，完全抛弃土目将难以维持社会秩序，上文对此已有所阐释，在此再引证一段曾参预处理叛奴事件的威宁镇总兵曾长治的奏折:
窃臣驻扎之威宁州，自改土归流，即编立八里，纳粮隶于地方官管辖。
缘夷倮数目难稽，向有土目约束，一切钱粮讼狱，俱责成土目提唤。
这样，我们完全可以理解，当事态扩大时，张广泗等人立即应土目之请求，出兵收捕、解散结党之家奴。
既要打击土目，但又不能使其完全丧失权威，官员力图在其中寻求最佳的平衡点，这种苦心在他们关于善后事宜的奏折中表露无遗。像是贵州按察使宋厚奏称:
臣查黔省威宁与滇省昭通、镇雄接壤，该处猓夷最称繁盛，半为夷目家奴。
但其中实系夷目之世仆者固多，或因佃其田土、附其管辖，久而遂成家奴者亦有……因其结党背主，即断令为良，不特凡有家奴之头目、夷民心不甘服，抑且凶狡夷奴得遂其意，势必闻风效尤，滋事无已。
如仍概令为奴，其中不无亦有屈抑。
臣愚以为家奴既有不同，办理亦当各异。
如果系实在该夷目等佃户，或因向附管辖，遂致为奴者，即应开放为良，以免其子孙之累，且可渐分土目之势，免致日后尾大之虑其实在该夷目之家奴，确有证据，我固不可遽令出户，以长刁风。
惟是各奴已有离心，家主更增嫌隙，若仍断令东主领回，必致别生事端，决无相安之势。
应将该夷奴照律惩治外，仍按其人口之多寡，当官定价卖给别夷目为奴，所得身价交与东主收领。
为此，在夷奴肆其凶狡，徒犯法纲，终不免于为奴，咸知背主之无益在夷目刻待家奴，激成背主，使不得复有家奴，亦知残虐之有损，使彼此各有顾虑。
释放一部分家奴，让其“出户”，以收“渐分土目之势”的效果，同时又要惩治一些凶狡之奴，并转卖给其他土目，以表明“背主之无益”，宋厚的平衡策略深得乾隆皇帝赏识，朱批云:“所见是，知道了，钦此。”
同年十一月，云南按察使张坦熊进一步提出，应敕令云、贵、川、广的督抚各官禁止土目强迫佃户、帮工为奴，不得拆卖奴户家庭，违者依律惩治。
由此，在各级流官的积极参预下，大化里土目安巡如与家奴者厦、白革等人的争斗终于在乾隆八年(1743)告一段落。
不过六十多年后，安巡如之孙孙安秉健又卷入与佃户的长期冲突中，特别是与佃户安国瑞的诉讼竟然惊动宸阍。
据说安国瑞的祖父阿固亦属土目，最初居住在威宁州致化里，康熙年间迁居四川乌蒙土府。
阿固与安巡如的命运大不相同，雍正四年(1726)，云南巡抚兼管总督事务的鄂尔泰进兵乌蒙、镇雄，改土归流。
阿固在这场战争中被杀身亡，其妻携幼子阿木云逃回威宁州大化里，佃耕土目安巡如在发嫩扣坡的田土，每年交莜麦若干。
阿木云长成后，继续以佃为生，并为两个儿子取了汉姓，大儿子名安国瑞，小儿子名安国荣。
嘉庆五年(1800)，阿木云身故，安国瑞又向安巡如之孙安秉健请求开垦别鲁块地方，照例交租。
安秉健素来怀疑安国瑞的人品，虽然答应增佃田土，但要求订立一份总契约，将旧佃、新佃土地全部写明，每年交莜租一石。安国瑞表示同意。
安秉健显然是想用书面形式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以保证自己的土地不被侵占，租粮能够按时征收。
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改土归流后黔西北社会经济的变化之一。
租佃关系至迟在明代已经出现于水西安氏所辖地区，在“勾”政权体制下，鉴于土目的权势，佃户绝不敢霸占田土，抵赖租粮——土目根本不需要契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。
彝制崩溃后，文契的必要性逐渐被认识到。
在水西地区，土目与佃户间的租佃契约可能出现得比较早，也较为普遍，并且彝族没有抛弃自己的文字传统，结果产生了许多彝文契约，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曾搜集到六份并译成汉文，兹抄录一份如下:
官家下的契约是真的，写这个约给老五。
老五用十七两银给官家，卜那(即白泥塘)的田一段，老五得了这段田，是一辈子的好处。
如果不犯事，子孙万代永远耕下去，永不扯土另安。
如有犯事、差租，官家的田由官家扯。六大升租谷，另外的租子四大斗。
乾隆三十年乙酉腊月十四写。
可见，这份契约所反映的权利与义务相对简单，有的文契则直接规定佃户必须上“人租”或“随唤随到”，服无偿劳役。
在通常情况下，如果承佃人没有欠租或犯事，可以子孙世代永远耕种，官家(即土目)无权“扯土”另佃——几份彝文契约对此都特别提及。
在这种习惯之下，清代黔西北的租佃关系应该比较稳定，安国瑞家祖孙三代，租种安巡如的土地长达六十多年就是一个例子。
尽管安秉健怀疑安国瑞的人品，但仍然没有另招佃户，只是要求将自己的财产与权利合法化、书面化。
安秉健对佃约的要求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，订立租佃契约在乌撒地区可能出现得比较晚，安秉健曾深受其害，乾隆五十七(1792)年，佃户苏友松、阿鲁约、杨受保曾联名告官，称他们系被安秉健“强压为佃”，以图赖租。
但安秉健的“创新”举动引起了安国瑞的猜疑，在他看来，“猓夷”地区的惯例，佃种土目田土从来不需要写立佃约，安秉健此举或许包藏祸心。
他进一步联想到，自己的祖父阿固同样是土目子孙，肯定承袭了祖遗的大笔产业，雍正年间乌蒙、镇雄改土归流时，安秉健之祖安巡如可能借帮助官兵征剿的机会，霸占了阿固的家业。
而安秉健显然是想利用佃约将祖父不光彩的行为合法化，以杜日后的争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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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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