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百一十一章 批判意义（2/2）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是作者从乾隆五十四年到嘉庆三年陆续写成的。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在体制上有意和《聊斋志异》对立。
他从六朝志怪小说朴素的记事观念出发，否定《聊斋志异》用传奇体而以志怪的创造性的贡献。
他说：“小说既述见闻，不比戏场关目，随意装点，??今燕昵之词，蝶狎之态，细微曲折，摹绘如生，使出自言，似无此理，使出作者代言，则何从闻见之?”(盛时彦《姑妄听之》跋转述纪昀语)
可见这实际是反对《聊斋志异》在传统的志怪小说中，用“描写委曲”的笔墨，广泛反映现实生活，而要求它回到古代笔记小说的水平上去。
从这种保守的文学观念出发，纪昀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努力模仿汉晋笔记小说，“尚质黜华”，记事简要，而多所议论，大大降低了作品的文学意味。
至于内容的话就更不能与《聊斋志异》相比，《聊斋志异》是通过志怪反映现实生活，寄托作者孤愤；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记述见闻，却是要“不乖于风教”，“有益于劝惩”。
所谓“风教”，也就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封建道德教条，所谓“劝惩”，也就是鞭策人们遵守“风教”。
所以全书或者宣传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，或者宣传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，充满腐朽反动的内容。
并且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成就主要如鲁迅所说：“隽思妙语，时足解颐；间杂考辨，亦有灼见”(《中国小说史略》)。
由于作者的文笔好和地位高，它在当时文坛上影响很大。
嘉庆以后到清末，陆续有文言笔记小说出现，如管世灏《影谈》，许元仲《三异笔谈》，俞鸿渐《印雪轩随笔》，王韬《淞隐漫录》，宣鼎《夜雨秋灯录》，俞樾《右台仙馆笔记》等。
它们或模仿《聊斋志异》，或模仿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或兼受两书的影响，其内容则越来越芜杂，有的志怪渐稀，而流为烟花粉黛的记述。
有的主于劝惩，充满腐朽的封建说教；有的则纯为搜奇猎异的游戏消遣之作，文言小说遂渐趋没落。
此外还有吴敬梓，字敏轩，一字文木，安徽全椒县人，他出身的那个大官僚地主家庭，在明清之际有过五十年光景的“家门鼎盛”时期。
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，“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”(方嶟《文木山房集序》)，祖辈也多显达。
但到了他父亲吴霖起时期，家道就开始衰微了，但吴霖起是康熙年间拔贡，做过江苏赣榆县教谕。为人方正恬淡，不慕名利，对吴敬梓的思想有一定影响。
吴敬梓年幼聪颖，才识过人，少时曾随父宦游大江南北，到了二十三岁时，父亲去世。他不善治生，又慷慨好施，挥霍无度，被族人看作败家子。
三十三岁迁居南京，家境已很困难，但仍爱好宾客交游，“四方文酒之士，推为盟主”(金和《儒林外史跋》)。
在这种“失计辞乡土，论文乐友朋”的生活中，使他有可能从程廷祚、樊圣漠等朋友中，接触到清初进步的哲学思想。
当然，吴敬梓早年也热中科举，曾考取秀才。
还有程廷祚也是清代进步的思想家，颜李学派的首领之一李恭的传人。
但后来由于科举的不得意，同时在和那批官僚、绅士、名流，清客的长期周旋中，也逐渐看透了他们卑污的灵魂，特别是由富到贫的生活变化，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，对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。
从而厌弃功名富贵，而以“一事差堪喜，侯门未曳裾”(《春兴》)**，并提出“如何父师训，专储制举才”的疑问(王又曾《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》注，见《丁辛老屋集》卷十二）。
三十六岁时，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他应博学鸿词考试，他以病辞，从此也不再应科举考试。
此后，吴敬梓的生计更为艰难，靠卖书和朋友的接济过活。
在冬夜无火御寒时，往往邀朋友绕城堞数十里而归，谓之“暖足”。
在经历了这段艰苦生活之后，他一面更加鄙视那形形色色名场中的人物，一面向往儒家的礼治。
在他四十岁时，为了倡捐修复泰伯祠，甚至卖掉最后一点财产，也就是全椒老屋。
最后，吴敬梓是怀着愤世嫉心情创作的《儒林外史》，这部书也大约完成于他五十岁以前。
同时吴敬梓晚年爱好治经，著有《诗说》七卷(已佚)。五十一岁时，乾隆南巡，别人夹道拜迎，他却“企脚高卧向栩床”，表示了一种鄙薄的态度。
五十四岁时，在扬州结束了他穷愁潦倒的一生。作品还有《文木山房集》十二卷，今存四卷。
至于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的话，就像前面说的，因为吴敬梓生活在清政权已趋稳固的时代，随着王朝在军事政治上的步步取得成功，它的文化统制的毒害也愈来愈深。
因此文土们醉心举业，八股文之外，百不经意。
而吴敬梓是十分憎恶当时士子的热中科名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气，把希望寄于落拓不得意的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。
于是怀着这种心情，他写出了这部卓绝的讽刺小说《儒林外史》。
《儒林外史》共五十五回，现存最早的卧闲草堂刻本，共五十六回，末回乃后人伪作(见金和《儒林外史跋》)。
并且需要说明，书中人物，大都有当时真人真事做影子，只不过为了避免清代统治阶级的迫害，作者故意把故事背景说成是明代而已。
此外闲斋老人的《儒林外史序》说：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。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，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。
以及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，自以为高，被人看破耻笑者；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，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。
这段话就足以说明了这部小说的主题，这部作品正是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并旁及当时官僚制度下、人伦关系以至整个社会风尚的。
并且作者在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“敷陈大义”，“隐括全文”，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。
王冕出身田家，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；而又安于贫贱，以卖画为生，不与权贵相与。
作者通过他的嘴，抨击了科举制度，“这个法却定的不好，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”。
在作者看来，文士们只有象王冕那样讲求“文行出处”，才能兔于“功名富贵”的牢笼，堪称“品地最上一层”。
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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